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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和举措

摘要:建国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这些成就更多地表现在工业、科技和城镇等方面。相较之下,三农依然是个短板。本文在梳理金融服务“三农”的条件、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应从落实土地确权,加速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组织,充分发挥财政机制和慈善公益的机制作用,充分运用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科技机制以及积极开展金融创新等六个方面入手,全面实施普惠金融,将支持振兴乡村战略落到实处。

关键词:金融服务 三农 普惠 措施

 

  王国刚

作者简介: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一、建立在发挥金融功能基础上的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是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的中文翻译用语,但这一翻译并不确切。其中“Inclusive”一词的含义是“包容性”、“包括性”,据此,“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翻译为“包容性金融体系”较为贴切。将“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译为“普惠金融”容易引致两方面误解:一是以财政思维看待“金融”。在国与国的贸易中,“普惠”具有“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等含义,指的是一国给予其他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优惠贸易条件。但在一国(或地区)经济中,“普惠”有着普遍优惠、普遍恩惠、普遍施惠等含义,这些含义带有比较明显的财政政策色彩或慈善公益色彩(如无偿资助等),将其纳入金融范畴,则意味着金融交易(或金融活动)也应是非商业性的、无偿的和带有福利性质的,这显然不符合金融的特性。二是一些人从“普惠”一词的反义推论,认为金融是“嫌贫爱富”的,是为精英和富人服务的,提出应通过落实普惠金融的理念和举措,彻底改造传统金融思维和传统金融体系。这种将普惠金融与现代金融体系相对立的认识及举措,不利于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也不利于通过充分发挥各项金融功能来扩展金融的包容性。尽管存在着这些可能的误解,鉴于“普惠金融”一词已被各界广泛接受和使用,本文也用这一概念来研讨相关问题。

(一)理论角度:金融本身带有“普惠”特点

从理论上讲,金融本身带有“普惠”特点。首先,商业银行属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按照微观经济学假定,它们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运作的基本目标。但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无利不图。微观经济学认为,利润最大化是指在既定的经营运作技术条件下和市场需求约束下,企业努力将可得(或可实现)的利润量尽数收入囊中的现象,以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即MR=MC)。其中,MR=MC意味着,随着边际收益向边际成本收敛,企业获得的经营利润逐步迈入低利、微利乃至无利的区间。当企业最后一笔商品交易处于无利境地时,依然属于合理范畴。另一方面,MR=MC相对于经营运作的总资产而言,并非每笔资产的运作和每笔商品交易都应以获取最高利润率为目标。从资产利润率曲线看,是先递增后递减直至为零。实体企业所销售的商品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群体,具有“普惠”特点,并无“嫌贫爱富”的实践结果。19世纪以后,金融活动主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也贯彻着MR=MC的理念和原则。就此而言,各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活动总体结果也必然覆盖了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群体,是“普惠”的。其次,金融理论揭示的是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中的本质、内在规律、运行机理和操作技能。200多年来,在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都有了长足发展。基于这一实践,海内外学者撰写了众多关于金融学、货币银行学方面的教科书、研究专著、专业论文和调研报告等,但迄今没有一个人论证过金融的“嫌贫爱富”原理,也没有一个人论证过金融应当局限于为精英阶层和富人服务的原理(在《金融学》教科书的原理阐释中甚至连“精英阶层”、“富人”的范畴都没有)。不仅如此,有关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的各种理论还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充分运用金融机制推进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内在机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理论本身是“普惠”的,并无“歧视”内涵。毋庸赘言,普惠金融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

(二)实践层面:金融的“普惠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

从实践层面看,由于五个方面的原因,金融的“普惠”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第一,金融供给不足。发展中国家金融起步较晚,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健全,由此,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供给常常难以满足社会各类群体的需求;同时,全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有限的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也自然向工业企业和城镇倾斜。在此条件下,充分利用银行信用的“存款→贷款→存款→…”机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扩大资金供给规模成为金融运作的主要方式。在存贷款机制中,虽然随着银行网点的设置,存款服务可能覆盖大多数居民和几乎所有的法人机构,但贷款基本局限于具有法人资质的工业企业和服务业机构,农村和中低收入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就难以充分满足。

第二,偿债能力难以确定。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客观上要求对贷款客户偿债能力进行尽职调查,其首要依据是具有时间连续性的各种财务报表。在对这些财务报表分析的基础上,再对客户资产、营业收入、现金流和盈利水平等进行实地考察,由此确认贷款客户的偿债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彼此分散的农户、小微企业和其他居民大多缺乏各自的财务报表和可供确认的有形资产,所以即便提供了贷款申请,银行也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第三,资产权益难以确定。资产既是生产产品(从而获得销售收入)的基本依据,也是偿付债务的最后保证(如以出售资产所得偿付债务本息),还是获得其他类型金融服务(如发债发股等)的权益基础。一般来说,在资产的权益性质、规模数量、产出能力等明确的条件下,经济主体要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或通过出售资产权益融入资金是可能的。但在资产的权益性质、规模数量和产出能力中的任何一项难以确定的条件下(众多的农户、小微企业和其他居民常处于如此境地),要获得金融服务就相当困难。

第四,金融服务成本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中,各类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大多处于竞争压力之下,争取经营总收入高于经营总成本是一个最基本的财务要求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在金融资源紧缺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得失出发,很容易将有限的资金和金融服务向那些条件较优的客户倾斜(这些客户大多是大中型企业),以节约成本,获得较高的经营运作收益。农户、小微企业和其他居民或彼此分散且地理区位相距甚远联系不便,或金融服务的规模不经济,金融机构从经营成本管理的理念出发,很容易将他们置于经营运作和金融服务的视野之外。

第五,营业的稳定程度。金融服务是一个连续性过程。对任何金融机构而言,业务规模和业务发展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对相关金融业务需求的稳定程度和扩展程度,而后者又取决于客户自身的营业规模和营业发展的稳定程度。在通常条件下,工商业企业的营业规模和营业发展的稳定程度高于农业和农户,也高于居民个人,由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在选择中容易出现“重工商轻农户”的倾向。

(三)做好三方面工作,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出台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提出了要在贯彻“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的基础上,“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要有效落实这一目标,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使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能够普惠于更多农户、小微企业和其他弱势群体,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充分发挥各类金融机构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应从政策上鼓励主要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积极展开普惠金融业务,鼓励证券公司、信托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深入农村基层拓展普惠金融业务,而且应当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积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创新接地气的普惠金融产品、业务模式、服务方式等。

第二,努力提高包括农户在内的金融消费者对普惠金融的需求能力。这既包括提高农户、小微企业经营者和其他弱势群体等对金融知识、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融风险等的了解认识水平,也包括提高他们对金融运作流程、金融项目评估、现金管理方式、自我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认识水平,还包括提高他们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运作能力和维护权益能力等。

第三,运用财政机制和公益机制撬动金融,扩展普惠金融的运作空间。包括运用财政机制,提供贷款贴息,建立担保基金、风险基金和保险基金等,以支持相关金融机构在扩展普惠金融业务中的金融运作规模;运用行政机制和财政机制,拓展农村“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普惠金融的开展提供有利的基础设施;运用慈善公益基金,拓展农户、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的金融知识培训教育和互联网操作技能培训,将“授人以鱼”上升到“授人以渔”。

二、金融服务三农的条件、难点和举措

“三农”是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简称。从空间范畴和普惠金融实施的难度等角度看,在“三农”中,“农民”是一个最大的范畴,农民既可以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可以进城务工经商(由此,可跨区域生活)。同时,“三农”的难题破解最终将落脚到“农民”。与“农民”相比,“农村”是一个相对小点的范畴,它既包括农业也包括在农村中开展的各种非农产业。从直接对比上看,“农业”是“三农”中最小的范畴,但它包含了农、林、牧、副、渔等各业,其中“农”主要指的是种植业。由此,将“三农”的范畴进行细分对比,需要着力帮扶的困难人群主要是从事种植业生产活动的农民。这些从事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活动的农民,既是精准扶贫从而是普惠金融的帮扶重点,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价格构成和生产价格构成出发,分析了各类地租的产生原理,论述了粮食价格结构和粮食生产经营者的收益规律。微观经济学也探讨了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求的价格均衡和趋势(如蛛网理论),并通过厂商理论分析了价格构成。按照这些理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应由生产资料转移的成本(C)、劳动力成本(V)和平均利润(P)构成,粮食等农产品也不例外。金融运作中的成本和收益(如利率等)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在粮食等农产品的经营运作利润率大于利率的条件下,金融(如银行贷款等)自然会进入粮食等农业部门。就此而言,金融服务“三农”的不足不是由市场经济内在机理引致的。

(一)四大原因长期困扰金融支持三农发展

在中国,长期困扰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了支持工业化建设,中国开始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运用粮棉政府采购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其中的利润部分转移到工业品中实现。由此,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构成就仅由“C+V”构成。由于金融运作的成本和收益均来自于“P”部分,粮食等农产品中缺乏这一价格构成部分,金融下乡就遇到了财务机制的严重阻碍。改革开放近40年来,随着养殖业、瓜果蔬菜等的集约化运作,这些农产品价格构成中的成本占比有所降低,腾出了“利润”占比空间,由此,相关的金融服务也顺之下乡了。但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构成中,不仅依然缺乏“利润”,而且因农用生产资料持续涨价,连劳动力成本的维持都遇到困难。在此背景下,自2004年后,各级财政采取种种举措加大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补贴力度、取消了农业税等。即便如此,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运作在相当多场合依然缺乏必要的利润。

第二,农业资产难以确权。在各种生产要素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设备、技术、人力等均有价值贬值趋势,唯有土地受稀缺性和供求机制影响,价值处于持续上升走势,属于长期优质资产范畴。对金融运作而言,土地是价值稳定且有上行空间的优质抵押资产。但将这一资产用于抵押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资产的主体清晰,即资产归谁所有或占有等有明确的法律文件可证明;二是资产的时间界限和数量界限清晰,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可证明;三是资产的价格或产出能力清晰,可通过交易市场的数据予以证明。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尤其是粮食种植土地)难以确权,也缺乏合法的土地确权证书,这引致了作为优质资产的土地无法用于抵押、获得相应的贷款。

第三,资产收益难有明确的财务簿记。从金融角度看,不论是投资还是借贷,资金投入方总是要考察相关项目的资产负债结构、盈利水平和现金流状况,这一切都建立在最基本的财务簿记基础上。但在广大乡村,从事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农民分散劳作,长期缺乏财务理念,基本没有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投入、劳作和产出等按照现代财务制度进行簿记的习惯,这使金融下乡缺乏最起码的财务数据依据。

第四,金融运作成本过高。金融运作讲究规模效应。在利率较低的条件下,只要客户的需求达到适合的规模,金融还是能够下乡。但在幅员广大的农村,农民彼此分散且单户对资金的需求数额不大,金融机构若要展开实地考察,仅交通通讯费用就相当高昂,达成合约和追踪监督等运作成本不低;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利率、不良资产比率等又有着明确限制,因此,在尚有可选择的资金投放项目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常常不愿下乡。

(二)实施普惠金融需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了精辟的论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一方面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另一方面,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列入2018年的8项重点工作范围,强调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据此,实施普惠金融,支持振兴乡村战略落到实处,需要做好如下六项工作:

1、落实土地确权工作。土地确权是农村土地货币化的基础性工作。201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要求。2014年10月以后,在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以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且经营权可流转的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各地陆续有序展开。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明确了以“土地”为资产的权益边界和权益数量,既为普惠金融下乡创造了基础性条件,也为农村土地的抵押贷款等金融服务入村入户提供了制度性条件。从这个角度上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是推进三农金融发展的最大利好政策。

2、加速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农产品价格中要包含“利润”,既是农业生产抵御市场风险的机制性要求,也是金融下乡的客观条件。对此,有两条路径可选择:一是在经营成本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补上”利润;二是通过提高集约化生产程度,在单位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通过降低成本来“争”利润。虽然根据地租理论,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的稀缺性有推高农产品价格的趋势,但按照中国目前的CPI统计方式(即在CPI中包含了食品类价格且占比达到近1/3),农产品价格的上行将推高CPI增长率(从而引致治理通货膨胀政策的出台)的效应,相较之下,通过“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是一条较可行之路。

3、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组织。在农户彼此分散的条件下,要开展普惠金融将遇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金融下乡也受到财务成本的严重约束。较好的选择是,将农户组织起来,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或“合作社+农户”或其他组织方式与金融机构建立稳定的业务联系,为金融下乡创造合适的组织方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推进集约化生产的主要组织方式,有利于“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也有利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金融服务的对接。

4、充分运用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科技机制。以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通讯手段,既有利于调整和改善农户在分散状态下的信息不顺畅引致的种种问题,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与市场及社会需求协调程度,还有利于降低金融下乡的成本和提高金融业务风险的防范。因此,要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三农的程度,就需要通过各种路径普及这些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同时建立相关的保障机制和升级机制。

5、充分发挥财政机制和慈善公益的机制作用,撬动金融下乡规模。普惠金融贯彻“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在下乡中,金融机构对某些项目可以无利,但不能长期亏损。对此,应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和慈善公益资金的功能,建立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机构和保险基金等,打消金融机构下乡的种种顾虑,为金融机构服务于三农保驾护航。

6、积极展开金融创新。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由于乡村的具体情况与城市不同,各个乡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这决定了普惠金融的运作方式、金融产品等必然要发生新的调整。由此,要求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展开适应当地三农需求的金融创新。从金融产品看,可能包括乡村土地的抵押贷款、“三农”金融债券、绿色债券、股权众筹等;从金融机制看,在综合发挥各种金融机制的基础上,为三农服务的具体金融方式可能包括“贷款+保险”、“贷款+证券+保险”、“基金+保险”、“理财+贷款”等。

建国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实践的力量改写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诸多理论。但这些成就更多地表现在工业、科技和城镇等方面,相较之下,三农依然是个短板。要改变二元经济结构,要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引致的种种问题,要达到十九大提出的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着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从这个角度上看,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综合作用,通过普惠金融机制,提高金融服务“三农”的质量、规模和水平,不仅具有实践价值,而且有着重大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 黄达, 张杰编著. 《金融学(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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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邢乐成著. 《金融错配与中小企业融资》,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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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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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璐)